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很多人曾经问我:博拉,世界杯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?我的回答很简单——生命。

我的世界杯之旅起始于1958年,14岁的我便是南斯拉夫著名的游击队俱乐部少年队的队员。我的两个哥哥米勒什和米洛莱德是游击队的主力,而米勒什的名字在全国甚至整个欧洲都已家喻户晓。彼时我跟哥哥们挤在一间15平米的小房里,对此已经很满足,因为俱乐部食堂提供免费的三餐,还有各式各样的运动服、运动鞋。当他们去踢世界杯时,我负责给他们刷球鞋、洗球衣。

19岁进入一线队后,我开始跟随球队环游世界。第一次出国,在米兰、佛罗伦萨,和尤文图斯、AC米兰交手,比赛结果早就忘了。可直到现在我还能体会到初到那个陌生国度的兴奋激动,那完全是另一个世界,那么现代化,到处是穿戴时髦的男女,说着完全听不懂的语言,咖啡厅里飘出高亢的意大利歌剧。之后,我去了法国、西班牙、匈牙利、希腊……还到了美洲大陆的墨西哥。我知道,我的Adventure(冒险)才刚刚开始。

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开始前,外交部长曾经向我转达总统的问候,邀请我成为墨西哥公民,我拒绝了,因为我“为自己是南斯拉夫人感到骄傲”。在我率领墨西哥获得世界杯第六名之后,他们为我颁发了Aguila Azteca 奖章,这是墨西哥政府给与外国公民的最高荣誉,在体育界只有三个人获此殊荣。我和部长说,现在您知道为什么我不肯加入墨西哥国籍了吧?如果我是墨西哥公民,他就不会给我颁奖了,呵呵。

墨西哥人对足球的狂热令人震撼,每天都有数千个球迷从全国各地跑来观看国家队的训练。蒙特雷球场,当墨西哥队与马拉多纳领衔的阿根廷队打成平手的时候,场上的观众不知从哪里来的灵感,造起了人浪,这便是足球看台上人浪的起源,对此我感到无与伦比的自豪。

1990年,哥斯达黎加在世界杯开打半年前聘请我,我们的友谊赛成绩不好,国内舆论批评我,形容我为“小丑”。于是我将球队很早就拉到了罗马,等候在机场的记者很多,原来他们都在等待马拉多纳领衔的阿根廷队。有记者过来采访我,问我为何哥斯达黎加是第一支到达世界杯赛场的队伍,我信誓旦旦地回复他:哥斯达黎加是第一个到达的,而且肯定不是第一个离开的。结果我们顺利挺进16强,如果不是门将科内霍受伤,也许我们走得更远。

我一直认为,在我执教的所有队伍中,美国人的心态是最好的。我曾用史泰龙的《洛基》教育墨西哥球员,也会用讲述橄榄球队故事的《热血强人》激励中国人,但在美国,我从来不需要赛前动员。尽管技战术上可能稍嫌稚嫩,可美国人在球场上根本不会在乎对手是谁。他们唯一的目标就是争取胜利,从不愿意接受平局。过去的美国职业大联盟比赛,即使是平局也要用点球分出胜负。

1994年世界杯,美国队小组赛与哥伦比亚交手前,当酷爱足球的前总统基辛格问我能不能赢球时,我回答,“当然,我都赢了三个世界杯了。”

不过遗憾很遗憾,美国在1/8决赛中0:1输给了巴西。至今每次碰到进球的“罪魁祸首”贝贝托,我都会咬牙切齿的告诉他,我恨他。

关于世界杯的回忆都很美妙。中国队虽然一球未进,但是我们已经站在了世界杯的赛场。韩国队的第一次世界杯也曾输给荷兰5个球,我们欠缺的是经验。中国队在与巴西的比赛中打出了自己的水平,年轻的球员比如徐云龙、邵佳一、杨璞、曲波、沙尔克04杜威等人都得到了锻炼,他们是后来中国队的财富。

第一个洲际杯冠军,第一个中北美及加勒比金杯赛冠军,第一个美洲俱乐部杯冠军,第一个美国杯冠军,315场国际比赛,5次世界杯,4次世界杯16强,我的人生几乎可以写就一本世界足球史。许多人问我何时出版个人传记,或许吧,等我老了,我会坐在我的故乡拜依那巴斯塔的家中,看看窗外群山森林,回忆往事。